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抗战时期上清寺的街景。
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抗战时期上清寺的市民。
1966年1月嘉陵江大桥通车仪式。 本报记者 甘侠义 翻拍
这里曾经是重庆开埠时期西方教会聚集之地，也曾是抗战时期达官显要名人高士汇聚之所，更是解放后重庆城政治经济体育文化中心之一。一栋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老建筑让如今的这个片区拥有了“重庆城最美丽的街道”——这里就是位于渝中区的上清寺。
昨天，《百年上清寺》在渝中区中山四路王琦美术馆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重庆开埠时期的外来教会等数百幅老照片讲述了上清寺百年以来的沧桑历史，据悉，展览将持续到5月14日，免费对市民开放。
通过上清寺看时代的变迁
展览主要策展人之一王远凌说，此次影像展清晰地讲述了上清寺萌芽于开埠时期的西方教会聚集，诞生于潘文华第一次拓城，兴起于陪都时期国民政府迁址，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设立再次确立了上清寺“重庆大脑”的历史地位，围绕着上清寺地区逐渐修建起人民大礼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大田湾体育场三大主体建筑的故事。
上清寺机缘巧合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时至今日，“最美街道”中山四路、“最美小巷”嘉西村将上清寺老城容光焕发地重新带回大众视野。渝中区正在高品质实施的城市更新工程也即将让“传统风貌区”充分展示母城记忆，让“山城老街区”留住城市乡愁，让“特色老社区”道述市井余韵，让包括嘉西村在内的三十处老街区老社区再次焕发青春和新颜，让生活其间的老百姓感受更舒逸平静的安乐生活。
上清寺的图片资料并不多
王远凌说，在搜集老照片的时候，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虽然上清寺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图片资料并不多，展览图片和影像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三峡博物馆、红岩联线、重庆设计院等市级公立机构；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美术公司等历史悠久的企业；美国生活杂志、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瑞士摄影基金会、盖蒂图片社等国际图片机构以及收集自民间的影像资料。
展览以变迁的历史为线索分为四个章节：清末传教、民国新城、抗战中枢、重庆大脑。以上清寺的城市风貌、景观、平民生活为对象，梳理出了一条浓缩的城市变迁之路，有左右时局的名人故居、有百年之前市井平民、有难得一见的设计原稿、有嘉陵江畔羊肠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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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寺曾经做过堆油库房，办过食堂
偌大的重庆城里有不少以寺庙为名的地方，比如罗汉寺、再如华岩寺、除此之外还有上清寺……作为地名来说，重庆人对上清寺再熟悉不过了。但若真要刨根问底，“上清寺这个寺庙在哪里？”恐怕很多重庆人，都不知道。
“上清寺，真有寺？”一本重庆的本土小说，《失踪的上清寺》，数年前将上清寺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小说的走红，也让新生代的重庆人了解到，上清寺不仅是一个地名，曾经确实有一个寺庙的存在。那么早已湮没在历史车轮中的“上清寺”究竟在哪里呢？
王远凌说，经过他们对相关专家的走访得知，“上清寺”的寺庙建于明代，曾经香火鼎盛。
在明嘉靖以前，上清寺附近多是田土、坟冢和大小丘陵，人烟稀少。直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这里的一位乡绅在今天的天坛新村和口腔医院的位置建起一座“三清庙”，占地400多平方丈。庙内建筑雄伟，内有三清大殿，包括上清观、太清观和玉清观。
“其实最初寺庙不叫上清寺，而叫上清观。”王远凌说，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寺庙香火旺盛，众多善男信女前来朝拜。因地处嘉陵江边，得舟楫之便，远近的客商便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在此销售石灰、柴草、家畜等生活物资，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集市口岸，日益繁盛起来。
后来上清观成了上清寺，玉清观也成了玉清寺，太清观也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老君洞。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用“上清寺”这个称谓来称呼这一地区，于是“上清寺”便逐渐成为这一带的总称，并沿用至今。
1924年刘湘占据重庆，在上清寺一带开山放炮，平坟填土，开辟市场。1925年，刘湘与贵州袁祖铭在上清寺一带打仗，寺内的神像被捣毁大半，自此，上清寺日渐破落，后来有人干脆把空寺庙改作堆油库房。
抗战时期，寺内入驻市警察局上清寺分驻所，将庙堂改为办公之用，上清寺从此名存实亡。解放后，邮政局又把这里当作二食堂，后来庙堂被完全拆除，踪影全无，只留一个上清寺的空名载入重庆地名志。
上清寺江边曾有块纱帽石，高13米
相信一提起白鹤梁水下题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可是就在主城区就有这样一处位于江边的题刻石你又知道吗？这块石头就在上清寺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下，它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纱帽石。
在此次展览中，纱帽石的图片也出现在了展厅之中。王远凌说，这块位于嘉陵江边的巨石高足有13米，宽约11米，厚约9米，最早被称为岩阴石，后来因为它的形状类似纱帽，大家就开始叫它为纱帽石。
在这块石头上，刻有“董公死难处”五个大字。为何会有这么奇怪的题刻呢？据《大清一统志·重庆府·人物》记载，石头上刻的董公，姓董名尽伦，明天启年间，因后金犯边，明军不敌，朝廷募川兵援辽，引发叛乱，此时，闲居的董尽伦倾资募兵，率子弟平叛，在杀敌时不幸殒命。
叛乱平复后，明吏部侍郎倪斯惠之子倪天和在重庆写下“董公死难处”五个大字，命人刻在嘉陵江边的一块巨石上，以纪念壮烈殉国的董尽伦。这块巨石的位置，就是当时董尽伦渡江登岸抗敌的大约位置。
在随后的清代乾隆、光绪年间，又有人在纱帽石上陆续留下了十余条题刻，悼念董尽伦，但可惜的是，因为长年风化，这些字已经无法看清。
如今，这块题刻已被列入重庆市渝中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本报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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